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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御撰 圣教序碑

2016-06-20  来自: 西安大雁塔保管所 浏览次数:89

   在雄伟的大雁塔底层南门洞两侧,嵌置着唐太宗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在春宫作太子时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通“二圣”丰碑,均由当时的中书令(宰相职)褚遂良所书。

   据 《法师传》 载,“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648年)五月,玄奘译瑜伽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奉诏赴铜川玉华宫,殷切地请皇上为所译佛经撰写序文,经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奏请,唐太宗李世民同意为之作序,“神笔自写,少顷而成”,敕贯众经之首。遂在玉华宫庆福殿,由百官侍卫,请玄奘法师上坐,命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向群僚宣读”。唐太宗在序中称誉“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高度赞扬了玄奘法师孤征远迈、穷历道邦、询求正教的历史功绩和非凡精神。赞扬他“松风水月、仙露明珠”和“桂生高岭,莲出绿波”般的品格。此举开创了国君皇帝为高僧所翻佛经作序的先例。为此朝野上下为之欢庆,僧俗万众为之手舞足蹈。同年六月,唐高宗李治时居春宫为太子,奉阅太宗序文后撰写了《述圣记》。玄奘对二圣撰文深表感谢:“可谓重光合壁,振彩联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奏请朝廷,在慈恩寺建造大雁塔,并意定该塔“南壁竖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由唐初大书法家、中书令褚遂良书之”。“序”碑名为“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最后落款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己建,中书令臣褚遂良书”,而“记”碑名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最后落款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又注:“皇帝在春宫日制此文,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此处标明其官职、勋号、爵位),万文韶刻字”。

   两碑的碑名和落款已将石碑书写、刻石的时间,当时对太宗、高宗的称谓、书者褚遂良的官职等列得清清楚楚,至于为什么“序”碑为“中书令臣褚遂良书”,而“记”碑为“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等问题乃是一个历史之谜。两通名碑分别嵌立于慈恩寺大雁塔下南门洞两侧龛洞内,西龛内唐太宗御撰的“序”碑,自右向左竖向排列阅读,东侧龛内为高宗所撰“记”碑,自左向右竖向排列。像这样两碑碑文和碑额都相对排列,左右对称。镶嵌于佛塔,这是绝无仅有的。

   两碑规格形式相同,碑头为蟠螭圆首,两碑碑身两边线有明显收分,呈上窄下宽的梯形 (此为唐碑典型形制),碑座为有线刻图案的方形碑座,两碑通高337.5cm,碑面上宽 86cm,下宽 100cm,“序”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字隶书,碑文 781字。“记”碑额为“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八字篆书,碑文 577字,碑额分别与碑文同方向对称排列,碑两边为蔓草波形连续花边。碑面上方辟佛龛镌刻有一铺七尊佛像,即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其中佛像身着袈裟,正身倚坐,又称普跏趺坐,各有圆形火焰纹头光身光,弟子肃立,菩萨身姿优美,扭躯而立于莲座之上,金刚力士手执钢叉画戟,一手叉腰,身着铠甲战袍,脚踏夜叉恶鬼,虎视狰狞,他们各据身份,头光各异,表情神态生动传神。此为盛唐佛龛造像的典型排列,十分精妙。碑文下方又雕刻有衣带飘逸,舞姿飞动的舞乐天人,细看“序”碑乐师所执乐器为管乐,而“记”碑乐器为弦乐。看到她们在莲座上表演的天乐舞姿,似乎把人们带到那奇妙无比的佛国仙境之中。在历代石碑正面,开辟如此精妙的佛龛造像甚为少有,颇具魏晋造像遗韵。此碑从建塔时既安置在塔壁龛内 (深达2.8 米),避风遮雨,又有门栏防护,虽经千年风雨,此碑均得到妥善保护,所以此碑碑文字迹清晰,雕刻如初。雁塔圣教序碑无论从它的碑文境界之高深,雕造工艺之精湛,还是书法艺术价值,佛教文化地位,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都是极其珍贵的。

   雁塔圣教序碑无异是国之瑰宝,堪称三绝碑,有人称“二圣三绝碑”。它之所以如此,正如王其祎先生所说的:一是御撰———太宗李世民撰 《序》 和太子李治撰 《记》之威名,二是玄奘及圣教———赞扬玄奘西天取经宣扬佛法之内容,三是名家书法———褚遂良之书法,四是矗立于皇都———长安城内佛门大慈恩寺的庄严神圣之地,所以此碑为国宝中之瑰宝。

   褚遂良 (596-658),字登善,唐初书法家,时任中书令,杭州人,在政治上以刚直忠烈、直书勇谏永标史册。

   褚遂良自幼博涉文史、书法,师承欧虞,法继二王,兼容魏碑汉隶,而且不断研习探索,善于创新,自成一体,是一位德高望重,又受太宗敬重的宰相,其书“二圣天文”,立碑于大雁古塔,其身份和性显而易见,而且他的书法艺术,到书写“序”碑时已达炉火纯青之高度。正象唐代张怀瑾及历代书家所说的“多力丰筋,瘦硬通神”,“婉媚遒逸,波如铁线”,“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大方”。褚书用笔以虚运实,方圆并用,以行入楷,又富隶意,笔画变化丰富,粗细变化,方圆有度。在褚书笔画中,一些长笔画,如长横长撇,竖钩、斜钩、横钩、横折、竖钩等笔画都是意在笔端,运笔自如,如锥画沙,瘦劲流畅,于瘦劲中见飘逸,浑穆中见圆润。结字中宫内收,而四方舒张,错落有致,运笔灵活,如舞乐天人,风姿绰约,清俊洒脱。看褚遂良书法,如同走进一个神奇美妙的艺术境界。他的书法既有欧体的验劲方刚,又有虞体的浑朴静穆。褚遂良书法成就对唐代和后来的书法有着广泛的影响。

   当然,唐太宗和太子李治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毕竟是历史珍贵一页。除永嵌于大雁塔的“雁塔圣教序”外,还有唐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由名书法家、时任门下省七品隶事之职的王行满书写的一通 《圣教序》 碑,将“序”与“记文”合刻一碑,原立于河南偃师县招提寺,故也称“招提寺圣教序”,后迁至该县孔庙。此碑高八尺四寸,宽四尺三寸(合高 399cm,宽122cm)。如何会有王行满招提寺圣教序碑?详考史料,不难看出,其一,玄奘法师家乡与出家之地在河南偃师,玄奘出生地是偃师县缑氏镇东南9公里处的滑坡村 (亦称滑城村),这里正是王行满书圣教序碑所建立的招提寺所在之处。其二,褚遂良又曾被封为河南郡开国公,人称褚河南,其三,王行满本人就是继承褚遂良书法的书法家。所以王行满圣教序的出现,完全符合情理;另外,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人们因褚遂良曾在同州任刺史官职,将他所书“圣教序”墨迹临刻为“同州圣教序碑”立于同州 (今陕西大荔县) 龙兴寺。此碑蟠螭圆首,十二力士方座,高414cm,宽 113cm,二十九行字。此碑也将“序”、“记”合刻一碑,虽书法风格略有不同,但字形极为相似,甚至碑额完全采用了大雁塔圣教序碑额

   “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字隶书,不差分毫。此碑1974 年由陕西大荔县移至西安碑林。

另外玄奘开始译经的弘福寺受唐太宗敕准,由沙门怀仁和尚耗用二十四年时间和重金,集东晋右将军成“集王圣教序碑”于唐咸亨三年(672年)12 月 8日立于弘福寺,后又辗转至大慈恩寺安置于大雁塔旁。该碑通高 350cm,宽100cm,碑文刻太宗文皇帝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答玄奘谢序表”,“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记”,“太子李治答玄奘谢记表词”,以及沙门玄奘奉诏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部分内容共计 1900 字。碑面上方刻有七尊坐佛和八身飞天,他们相间一字排列。集王 《圣教序》 碑书法,似当年右军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可见怀仁临集右军成此碑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人对此碑帖的信赖,也成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津梁。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据考,该碑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因关中大地震,大雁塔刹坠压碑断,碑于三分之一处断裂,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

   雁塔圣教序、记分刻两碑,碑高不过 337.5cm,是所有圣教序碑中,高度最小,建立最早,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一通圣教序碑。然而,雁塔圣教序碑建成之后,先后产生了王行满招提寺圣教序、同州圣教序、集王圣教序等同样的碑文的圣教序碑,出现了一种很少见的历史文化现象。细考历史,这些碑都与雁塔

   教序碑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似乎贯穿着一条较清晰的红线,那就是:一、赞扬玄奘取经的伟大业绩及精神;二、尊崇唐太宗父子弘扬佛教、褒扬玄奘的圣德;三、或者在纪念光大一代名臣和书法巨匠褚遂良的忠贞与书法成就。同时还能够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极为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成为一部部厚重的“史书”。

   褚遂良一生书法成就,除雁塔圣教序外,还有《孟法师碑》、 《伊阙佛龛碑》、 《老子西昇经碑》、《倪宽赞》、 《房玄龄碑》、 《阴符经》、 《枯树赋》、 《哀册》 等书法作品传世,但唯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影响更深更远。


关键词: 皇上御撰   圣教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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