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因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无法获得最佳浏览体验,推荐下载安装谷歌浏览器!

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中)

2017-07-25  来自: 陕西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陈景富 浏览次数:140

三、关于玄奘与因明学的研究

玄奘对因明学的传播和发展,是玄奘研究不可逾越的内容。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647)翻译了《因明入证理论》一卷,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翻译了陈那的《伊宁正理门论》一卷,把印度的因明学介绍

到中国来。关于玄奘与因明学的研究,近十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文章,表现了学术界对因明学的关注。沈剑英的《唐玄奘与因明》(《玄奘研究文集》),首先介绍了玄奘所译的与因明相关的七种经纶,然后阐述了陈那早期以立破为轴心的逻辑体系,并对六因理论的建构作了讨论。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因明的语用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1),阐述了因明对语用问题的重视,同样十分精彩。张忠义的《玄奘对因明研究的发展与贡献》(《玄奘研究文集》),就玄奘回国后对因明的贡献作了系统的评述。郑伟宏的《略论〈因明正理门论〉的逻辑体系》(《玄奘研究文集》),对印度佛家陈那新因明的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的逻辑体系进行了评价,就目前国内对此的分歧作出了讨论。郑先生的《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法音》1999年第5),从玄奘西行求学﹑回国译讲和培养人才以及从理论上继承﹑发展陈那新因明三个方面来论述玄奘的因明学成就。曾庆福的《因明三支式的逻辑性质尚需探究》(《玄奘研究文集》),也是针对分歧的讨论性质的文章,他所关注的是因明三支式的逻辑性质,他认为,“因明三支式并不是一种推理,应该是一种论证形式。”(340)而他的《论因明三支式的逻辑性质》(《玄奘研究》),则是对前一篇文章的进一步说明。巫白慧的《梵本〈因明入证理论〉》(《玄奘研究》),根据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梵文原本和它的两个梵文疏释,提供有关“因三相”的原始资料,来评价玄奘汉译的准确性与创造性。郭良鑫的《〈因明入证理论〉梵文对照》(《玄奘研究》),列举了《因明入证理论》的梵汉对照若干,以此论证玄奘译文的忠实和简洁。韩廷杰的《玄奘对因明学的发展》(《玄奘研究》),论述了胜军比量与唯识比量,肯定了玄奘和窥基的因明水平,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的佛学界,处于地位。郑伟宏的《唐代因明学研究评介》(《复旦学报》2000年第1),与前两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玄奘弟子所撰的三种疏记进行提要,评价了其成就和不足,并从中总结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和汉传因明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四、对玄奘哲学思想及唯识学的研究

玄奘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又称慈恩宗)的理论依据上,即法相唯识学。玄奘所阐扬的法相唯识学,对赖耶缘起,根据中观宗的俗谛,唯识三自性中的依他起而建立。显明空有真谛,解决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关于玄奘的哲学思想及唯识学的研究,近十年来可谓硕果累累。魏德东《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对“转识成智”这一唯识学的终极归宿问题,从转识成智的必要性、条件及内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提出“识”是有漏的带分别的认识,有局限、有染污,是成佛的障碍;“智”是无漏的超分别的智慧,究极、纯净,是觉悟之智;转识成智是唯识学的必然要求。转识成智既需要先天的无漏种子,又需要后天的正闻熏习,不具有普遍性品格,不是人人皆可成佛。转识成智的内容是转八识成四智,转得佛智即是成佛。文章还分析了这一理论对中国传统思想、乃至现代唯物论的重大影响。徐绍强《无著的唯识思想》(《佛学研究》1998)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无著的唯识思想。分析了无著关于阿赖耶识、意的各种论述,认为无著把意分解成意根和染污意两个方面,但在具体运用时表现出了偏重染污意的特点;指出《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的内容至少在无著写作《显扬圣教论》时就已形成,并直接影响了该论;探讨了无著的五位百法思想与说一切有部

五位七十五法和《瑜伽师地论》有关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无著用十一种识概括一切世俗事物,提出了一切唯识的三条理由和获得唯识观的四智,他的三性认识论与般若、华严思想有一定的关联;认为无著在六转依的名义下,提出了转八识成四智的转依思想。张志强《略论唯识古、今学的分野:以虚妄分别为中心》(《佛学研究》1999)以“虚妄分别”问题为中心,集中探讨了唯识学史上古、今学说的异同,指出:古学由于未能从因缘变现义中区分出所缘境相的不同性质,因而对虚妄分别因缘变现的所缘境相持“所缘无”的观点,主张“唯计无义”的唯识说,同时以依他起与遍计执同名虚妄分别,没有给予依他起性以独立地位;今学则将所缘境相加以区分,使虚妄分别变现的“二取”,成为缘所生的“二分”,“分别”由“计执”变而为“缘虑”,给予依他起以一定的实在性。对唯识古今学说异同的清理,对于理解中国唯识学史上新旧两译的不同及其在中国佛学史上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卢中道《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佛学研究》1999)提出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个时期为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论学和南方的摄论学;第二个时期为唐贞观十九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来,系统地翻译了唯识学的经典以及唯识宗的形成。这两个时期的唯识学,既有前后的继承性,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要系统地了解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那么对于地论学、摄论学的历史考察,就显得非常必要。其它的研究论文还有《唯识学及其发展》、张德宗《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吴学国《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法音》1998年第12)、吴学国《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法音》1998年第12)、陈兵《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上、下)(载《法音》1997年第56)、胡晓光、陈庆坤《欧阳渐法相与唯识辨异略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等。韩廷杰《玄奘唯识哲学略论》(《南亚研究》1994年第1)将玄奘的唯识理论分述为玄奘的八识论﹑玄奘唯识的三性论﹑玄奘唯识理论的四分论和玄奘唯识理论大种子论四部分,来论述《成唯识论》是研究唯识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研究唯识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关于唯识学在国外的传播,陈景富的两篇文章《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2)和《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3),对朝鲜古代入华求法的学僧对玄奘唯识学说的研习和传播作出了细致的探讨,并利用朝鲜的佛教资料来论证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互补性。正刚的《玄奘唯识学与新罗﹑日本唯识学》(《佛学研究1994年》),论述了玄奘所传讲的瑜伽唯识,由唯识研习僧传入新罗和日本,并且在日本大放光彩的经过。相关的文章还有杨百顺的《玄奘是东方逻辑学的传播者》(《玄奘研究文集》)和张德宗的《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和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5)。关于玄奘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田光烈的《赖耶缘起和宇宙人生的奥秘》(《玄奘研究文集》),赞扬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对宇宙人生的奥秘的精辟论述,同时,对目前气功热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智月论师的《略显瑜伽师修习义》(《玄奘研究文集》),对唯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讲解。刘培育的《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玄奘研究文集》),对玄奘译传因明,发展因明理论和扩大因明的传播范围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突出了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重要贡献。刘延寿的《绝学的复苏》(《玄奘研究文集》),着重丝绸之路甘肃段与玄奘传入因明的关系,以及当代学者在甘肃地区进行的一些学术活动作出了介绍和总结。安康捷的《“八识”中之“六识”在认识论上的贡献》(《玄奘研究文集》),就唯识宗中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八识”的含义及分歧加以分析和评说,肯定了玄奘的认识论。巨赞的《关于玄奘法师的〈会宗论〉》(《法音》1997年第8),原载《现代佛学》19563月号,

一篇纪念性质的文章,表现了玄奘法师对于印度佛学以及哲学思想的贡献。何磊的《唯识宗在中国近代兴起的原因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将唯识宗的复兴与近代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符合了佛门所说的“法不孤起”的理论。卢中道的《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佛学研究》1999),将唯识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就个时期地论学和摄论学与第二时期的唯识学的联系,进行了历史考察。与此相似的还有卢海山的《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玄奘研究》)。徐仪明的《真如说与玄奘的创新》(《玄奘研究》),探讨了玄奘对所传唯识论中的“真如说”的改造与创新。惟贤的《玄奘法师与唯识学》(《玄奘研究》),则对玄奘生平的特点和唯识学的成就加以叙述。李向平的《作为批判哲学的法相唯识学论》(《玄奘研究》),从中国佛教史中法唯识学的思想特质出发,探究法唯识学在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所可能具有的批判性的哲学思想,是研究佛学唯识的力作。黄常伦的《漫谈近代法相唯识宗思想的兴起与发展》(《玄奘研究》),侧重于近代唯识宗思想的兴起与所引起的争论,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林国良的《唯识学认知理论的现代心理学解析》(《玄奘研究》),将唯识心理学的认知范畴与现代心理学的相应范畴作一比较,从而指出了这些范畴的现代心理学意义。正刚的《试析奘传唯识中的“能变”义》(《玄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在佛学理论上具有很深含意,这篇文章就论述了“因能变”与“果能变”之“能变”所关涉的内涵意义。耿敬的《唯识宗对道教理论的影响》(《玄奘研究》),是一篇立意新颖的文章,论述了唐初道教在与唯识学者的多次论难中得到刺激和启发,通过吸纳唯识学某些理论观点,不断加强自身理论的深化,从而完成了道教理论向道体论和心性论的过渡。孟还﹑郎友兴的《唯识学中的“宗”与“通”》(同上),是关于唯识学归纳性的文章,同时探讨了唯识在佛学上的地位。田文棠的《论玄奘的唯识学境界》(同上),对玄奘的唯识思想作出了新的诠释和理解,论证了唯识学思想的精深与严谨。严耀中的《唐以后唯识学的南下》(同上),着重于唐以后唯识学以江南为中心的存在意义,使之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放出奇葩。黄夏年的《王恩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同上),是对王恩洋的唯识学进行了学术总结,体现了其唯识思想的时代性。杨维中的《心意识与唯识无境:唯识宗心性本体论的必然归结》(同上),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以识变说为主,来疏理唯识宗的理论根据。徐文明的《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同上),归纳了各家对慈恩宗衰亡的原因的说法,并且推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失为一篇优秀文章。周贵华的《了别与显现》(同上),区分了法相与唯识中关于“识”的解释。董平的《略论法相宗的中道观》(《玄奘研究》),对唯识宗的中道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廖孝莲的《玄奘无心,窥基有意》(同上),对于法相宗成立的真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法相宗并非玄奘的成果,应为窥基所创立。麻天祥的《空﹑有二宗内在逻辑调适及法相宗之传衍》(同上),对法相宗的传衍进行了辨析。梁劲泰的《从潜意识到阿赖耶识》(同上),通过西方潜意识学说与唯识论的比较,破除了唯识说的神秘性,使读者进一步认识了佛教的真谛。刚晓的《关于玄奘法师的真唯识量》(《佛学研究》2002),对玄奘从印度取回的真唯识量进行分析,认为“玄奘对真唯识量作了成功的修改,重要的是加上了‘自许’简别语二字,这样也就扩大了‘色’的范围,表示了唯识家的理念。”(70)与唯识宗有关的文章还有何虹的《西安大雁塔与佛教唯识宗》(《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2)﹑畅耀的《成唯识论举要》(《玄奘研究》)﹑王化伦的《五台山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同上)以及华方田的《中国佛教宗派:唯识宗》(《佛教文化》2005年第3)等等。此外,巫白慧的《Om()字陀罗尼揭密》(《玄奘精神论文集》),对玄奘所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的Om字的语音和形式进行描述,对神秘奥义,作了独特的诠释。韩廷杰的《选择对唯识学的发展》(同上),通过对玄奘的三部论和他所创立的“三境论”的研究,指出玄奘对印度唯识学派的理论的新发展。崔正森的《略议选择三论》(同上),论述了玄奘对佛教文化尤其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贡献。葛黔君的《因明学与佛学》(同上),将因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佛学的含义及研究范畴进行了对照,具有学术意义。周齐的《明代后期唯识学的流行及其特点分析》(同上),从唯识学在明代中后期复兴和流布的状况入手,从发生背景,有关著述现实的关注程度和传习范围及规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展示,纠正了传统观点认为的唯识学到元明时期已经消亡的不确切的认识。董乡哲的《阿赖耶识探源》(同上),对唯识宗的思想核心“阿赖耶识”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吴言生的《奘译〈心经〉对禅悟思维的影响》(同上),对玄奘所译《心经》中的般若思想所映照的禅宗智慧,进行了巧妙的联系。张忠义的《违他顺自与辨论推理》(同上),对玄奘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中的违他顺自与现代辩论推理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并主张使用“玄奘学派”这一名称。吕建福的《法相唯识学之沿革及其近代复兴与金陵刻经处因缘略述》(同上),主要论述了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并对法相唯识的重大推动作用。

对玄奘唯识学作最系统学术梳理的,是玄奘研究中心的主任、学者黄心川的大作《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黄心川指出,现在的玄奘及唯识学研究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呼吁学界要充分挖掘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对玄奘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海外学者对玄奘唯识学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横山纮一《“性相”发微》(《玄奘研究文集》),主要介绍了作者对法相宗的“性相”理论的研究情况,横山致力于性相学的发展,并且针对日本在此方面的空白,建立了“性相学研究所”,成为日本法相学研究的。()佐野靖夫的《试析玄奘所译“自性”的意义》(《玄奘研究》),通过分析《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梵本和汉译本的差异,对“自性”的名相变化情况进行详细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越南)阮才书的《在越南20世纪初几十年代里“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唯识宗地位》(同上),研究了玄奘的唯识宗在越南20世纪初几十年代里的地位,对越南“佛教振兴运动”所获得的理论进步归功于玄奘唯识宗的教义。()金德洙()柳雪峰的《朝鲜学僧与法相宗》(同上),对朝鲜来中国学习唯识宗的高僧分别进行了考辨,系统地叙述了慈恩宗在朝鲜的传播﹑发展和衰亡过程。()唯真(郑骏基)的《对法相宗三类境说的研究》(同上),论述了玄奘法相宗继承了印度的瑜伽界经纶中出现的三性说,并创立了印度诸论中看不到的“三类境”,具有性。()金洪喆的《圆测唯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同上),叙述了圆测的唯识思想的内容及其影响,并指出了对后世影响最重要的思想是他的万生成佛观。()郑京植的《法相宗的三时教判》(同上),论证了玄奘根据《解深密经》建立的三时判教思想,并分析了其中的内涵。()大觉的《新罗中代新唯识的接受和佛性论》(同上),以佛性论为中心,比较分析了中国法相宗及其新罗唯识学僧对此的理解,从而论述了两国唯识学所具有的差距和它所具有的意义。()柳炳德的《圆测的唯识学及其学风的世界化》(同上),对新罗名僧圆测的生平﹑其唯识学的特征﹑世界观进行辨析,并介绍了圆测学风在世界上的影响。()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法相宗之形成》(同上),对法相宗在日本的四次传入的核心人物及过程进行了考辨,纠正了以往一些学者的观点。()郑世成的《关于圆测法师的心体说》(同上),对圆测法师关于小乘佛教﹑龙树菩萨﹑菩提流支的心体说分别进行了解释与比较,赞扬了圆测法师的解说所达到的高深智慧的境界。()金邦龙的《高句丽僧朗的二谛合明中道思想及其哲学意义》(同上),分析了僧朗的二谛合明中道思想的体系,并阐述了僧朗思想在佛学研究上的作用。




关键词: 大雁塔   玄奘        

西安大雁塔保管所

CopyRight © 版权所有: 西安大雁塔保管所 网站地图 XML

陕ICP备 14004142-3号


扫一扫访问移动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