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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致拜君亲事件”看玄奘晚年与高、武之关系

2018-04-27  来自: 西北大学中东所 陈寒浏览次数:55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书,引发出了关于政教之别、儒释之别的大讨论。佛教僧侣的反响极为激烈,他们或上书直陈己见于君王,或交通于权贵以张声势,对该敕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在此推动下,唐政权内部也进行了有关该敕令是否得当的大辩论,直至出现了在京官员千余人齐集尚书省讨论、表决的局面,最终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亲”后亦不了了之)而告终。本文即欲以此为契,通过对该事件中细节的剖析,对玄奘晚年与高宗、武则天的关系做出一定的评析。

玄奘回国前,高祖、太宗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坚决,基本上是打击与抑制并用的政策。太史令傅奕运用儒家理论三番五次地请求废止佛法,道士们攀附皇室无中生有地诬陷,都使佛教在夹缝中应接不暇。同时,高祖、太宗朝两次诏令道先佛后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狱流放,都严重地打击了佛教徒的气势,使初唐佛教在整体上处于低迷。玄奘回国时,正值太宗朝晚期,对佛教的态度较以往稍显温和,也给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较高的待遇。一进长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学术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时,盛况空.前,“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傍,瞻仰而立”,“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华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①。又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慈恩寺落成后,玄奘及译场要从弘福寺迁入慈恩寺,太宗敕令太常寺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及彩车声乐送其入寺②。另外,在玄奘的恳请下,太宗允许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组成译场,翻译佛经。十九年间,玄奘鞠躬尽瘁,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以及胜论学派的典籍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译《大乘起信论》、《老子》为梵文,介绍到印度。除此之外,作为一代高僧,玄奘还不得不与帝王后妃、皇室贵族,以及各级官僚周旋酬答。这些,都使玄奘的社会声望大大地提升,也使同时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至玄奘晚年时,佛教与儒、道的矛盾逐渐尖锐,而佛教自身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高宗永徽六年(655),玄奘门下弟子根据印度逻辑学著作《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纷纷造作文疏,各陈己见。时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对玄奘门徒神泰、静迈、明觉的著作,提出四十余条不同的意见,展开了学术争论。这场争论从五月延至十月,直至高宗敕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玄奘)与吕公对定”①,玄奘将吕才驳倒才告结束。吕才是从传统的儒家政治、经济、伦.理观点出发以维护王权、抑制教权的。与此同时,佛教与道教的争斗再次尖锐,双方关于教义的论争不断出现,,甚至屡屡诉诸朝廷。另外,玄奘所新译各经及其所倡之法相宗,使以旧译经立义的佛教各派和大乘空宗对其侧目,内部门户、宗派之争日烈。“佛徒居士之浸渍于旧经中者,已沦肌浃骨,骤闻新学,势不相融,不相融则集矢于奘师。”②鉴于以上状况,玄奘认识到要弘扬佛法,就必须得到皇帝和朝廷的支持。因此,从此后有意向最高统治者靠拢,这与其以前和太宗交往时被动、不情愿的心态是大不相同了。然而,现实却往往不那么如人所愿,玄奘很快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他在“致拜君亲”事件中的态度就清楚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四月十五日“致拜君亲”诏敕一经发出,立即引出喧然大.波。大庄严寺威秀首先上表,“征引诸史,爰历累朝抑挫,朝才发令,夕又改图,皆非远略也”③,来加以反对。二十一日,京邑僧二百余人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高宗收回成命。左相许圉师、右相许敬宗言于群僧:“敕令详议,拜否未定,可待后集”④。群僧于是齐聚于西明寺,谋划着向高宗和当朝权贵上表,以便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达到废止该诏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李贤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出生,此后便颇受宠爱。永徽六年(655)春正月(时出生仅一月)即受封为潞王;显庆元年(656)六月(时年一岁)拜雍州牧;龙朔元年(661)九月(时年六岁)徙封沛王,并加封为扬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⑤。唐制,亲王任州牧,如不出阁,由长史代行职务。道宣等上启于六岁的孩童,无疑是想取悦于高宗和武则天,达到双重的效果。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这一方面是由于杨氏崇信于佛教,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杨氏贵为皇后之母,可将下情上达于武则天。事实上,杨氏的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早在永徽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⑥。则天成为皇后之后,长安令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非议皇后的废立之事,“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荣国夫人 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⑦。又《旧唐书》卷七十七《杨纂传附弘武传》载,“后母荣国夫人杨氏以与弘武同宗,又称荐之,俄迁西台侍郎。”当然,杨氏政治活动能力的动力直接来源于武则天,而道宣的上启杨氏,也无疑从一个侧面昭示出了武则天在这个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伸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义谓诸沙门曰:‘敕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⑧。中台,即尚书省。《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注:“(尚书)省内当中有都堂,本尚书令厅事。”众官群聚尚书都堂详议政事之例,史载并不多见。元和六年(811)十月,因商讨册拜官与百僚相见之礼仪一事,曾“修改旧仪,送都省,集众官详议”⑨,可见此或为唐时行政之一制度。中台都堂的讨论当中,群议纷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李博义建议由司礼大夫(祠部郎中)孔志约执笔先拟出一个意见,然后赞同者签名,意见不同的可以不签。这样依各人的位置签名将近大半之时,左肃机(尚书左丞)崔余庆又建议“敕令司别立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①。按,开元十九年(731)敕令尚书省诸司曰,“敕付所司商量事,并录所请及商量状,送门下及中书省,各连于元敕后”②。此敕所命录出商量状一事,与本事件中崔余庆之建议相合,只因可辅以佐证之材料较少,无法明晰其是否有相承之关系。李博义将众官议状收聚起来,以孔志约执笔的议状上奏高宗,同时统计出一千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并分别附以大司成(国子祭酒)令狐德 、司平太常伯(工部尚书)阎立本二人议状作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六月八日,高宗面对众官如此悬殊的商讨结果,只好发出《停沙门拜君诏》,下令“今于君处勿须致拜”③,作出了让步。众僧仍频上请表,请求依旧不拜父母,只是此时的声势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渐渐地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至此,“致拜君亲”事件告一段落,在该事件中高宗并没有占到多少上风,但其目的可说基本达到了,即试探出了群臣对于帝、后不同的屈从态度(尽管该事件中武则天的身影若隐若现)。这一事件对于高宗来说,不过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的波折,但对于广大佛教徒来讲,却是关系着佛法兴衰的大事。因此,有必要将此次事件中诸僧论议细加评析,以便全面地揭示出该事件所引发的教权与王权,佛教理论与儒家理论观点的激烈冲突。

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五中集中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京师诸高僧在此事件中所上表启,所发.论议。兹检其主要目次于下:

大庄严寺僧威秀等上沙门不合拜俗表兴替,“三被屏除,五遭拜伏,具非休明之代,并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经国之谟,乖常致良史之诮”。其语意所指也很明显。除此类激烈之辞外,道宣在上荣国夫人杨氏启和上宰辅之状中,或是出于虔诚佛徒的立场,大谈自己对此事“内省惭惧,如灼如焚,相顾失守,莫知投厝”的惶恐心理状态,或是坦言此事“在昔晋宋,备有前规,八座详议,足为龟镜”。他们完全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对抗着孔经儒道,甚至将矛头隐隐约约地指向了王权。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静迈所上的表奏。表中没有强调释俗之别,没有提及佛典之依据,更没有如威秀般引证诸多恶例。反而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将僧尼不拜父母比附为“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虽从吉,而心丧三年”。同时大谈僧尼“虽复继形变则,而心敬君亲,敢有怠哉”。甚至对王权大表忠心,“但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恐因今创改,万有一累,则负圣上放习法之洪恩,弥劫粉身,奚以塞责”。按,静迈贞观十九年(645),即为玄奘译场之缀文大德,“后与神日方笔受于玉华宫及慈恩寺翻经院”①,至此时已追随玄奘达十六、七年之久,应当深受其影响。又静迈所上表中语气、文辞与诸僧表、状、启大相径庭,却与玄奘上太宗、高宗各表暗合②。这样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此表是否代表着玄奘的意见,是否为玄奘在当时状况下的一种矛盾心态的体现。

高宗与佛教(特别是玄奘)关系密切,且颇有渊源,这一点史载甚详。早在其身为皇太子之时,就曾追随太宗,为玄奘撰《述圣记》,使得“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永德音”③,影响可谓巨大。即位之后,助成大雁塔之建造,派员襄赞译事,御制大慈恩寺碑文等事,无一不显示出高宗与玄奘关系的良好发展。当然,这些客观上为佛教张目的事例可以理解为高宗因仰慕玄奘而产生的个人行为,对唐政权建立以来一贯的宗教政策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然而,正是在这些个人行为中,可以看到高宗对佛教的一些态度和认识。贞观十年(636)和永徽六年(655),太宗、高宗先后制定了“先道后佛”和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宗教法律政策,玄奘深为忧虑,屡次上奏请求废止。显庆元年(656),他在病中再次恳请,高宗在不违背既定大政策的前提下,仅仅同意了废止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诏令。此举可谓源于玄奘的恳请和该诏令自身执行不当等弊病所致,但也可从中看出高宗个人对僧俗之别并无成见,且缺乏将僧尼直接控制于王权之下的决心和手段。这样看来,几年后他发出的“致拜君亲”的诏敕,就显得极其突然和莫名其妙了。要解释这一点,应当结合武则天谈起。

自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开始,她就积极培植着以李义府、许敬宗为首的自己的势力,并逐步着手翦除关陇旧臣。到了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消灭,朝中再无强大的力量堪与武则天相匹敌。显庆五年(660)“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武则天权力的坐大,使高宗对其不能不有所猜忌,并试图将权力夺回。麟德元年(664),上官仪劝帝废武后事件,即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例证。

又,武则天与佛教也颇有关系。其母杨氏,为隋宗室观王杨雄弟始安侯达之女。杨隋皇室对于佛教的信仰,可谓世代相传,杨氏应当受到家庭的一定影响。《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中注云:“(杨氏)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其崇信佛教可见一斑。则天之父武士任荆州都督之时,曾因大旱亲赴长沙寺,迎阿育王像祈雨行道七日,可见,其至少应无儒释之别的偏见。出身于这种家庭的武则天,在经历了感业寺两年的磨难之后,对佛教必然会有所感悟。然而在其登上皇后宝座之后,佛教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也在于其作为一种争夺权力、营造声威的良好的工具而已。麟德元年她引方士郭行真入禁中蛊祝,上元元年(674)“建言十二事”之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等等都表明其对于宗教、信仰的政治性的实用态度。武则天的佛教行为表现得最为醒目的,当属其与玄奘的相互酬答、为法门寺舍利造金棺银椁以及请玄奘为李显剃度等等。这一切如果看作武则天从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领域中与高宗一争高下,则是更为恰当不过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高宗才违背初衷,利用佛教这一貌似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乘武则天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的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图打击武则天的气焰,试探朝野各界的态度,为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即将失控的大权做一个准备。

玄奘自贞观三年(629)私往印度,到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历时十七载,跋涉五万里。长期的颠沛流离,转徙于荒漠雪山之间,加之苦心孤诣于译经弘法事业,使其健康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显庆二年(657),五十八岁的玄奘上表高宗,提到自己“此身众缘假合,念念无常。虽岸树井藤,不足以俦免脆,干域水沫,无以譬其不坚固。是以朝夕是期无望长久”。又,显庆四年(659),玄奘又在《重请入山表》中谈到自己“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来,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谬,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讵几”。

“致拜君亲”事件发生时,距玄奘去世之时的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不足两年时间。此间玄奘正在玉华寺紧张地进行着《大般若经》的翻译工作。健康状况的恶化,译经任务的繁重,弘法心情的迫切,无疑会给玄奘心头蒙上一层时不我待的阴影。故而,玄奘对于“致拜君亲”事件应无太多的余暇、过剩的精力去顾及。

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一个以弘扬佛法为毕生己任的高僧,玄奘对于佛道之争、僧俗之别,应当是十分关注且积极的。上文所述显庆元年,玄奘于病中恳请高宗废止了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诏令之后,先后两次向高宗上谢表,喜悦之情充溢于其中。因此,很难想象玄奘会对“致拜君亲”这样一件关系着教权与王权、佛道与儒道胜败消长的重大事件不闻不问。

玄奘西行多年,深知帝王襄助对于弘法大业的重要性。他与高宗颇有渊源,故而无法如道宣、威秀般以强烈之言辞挑战王权;他与武则天交往较密切,对高宗、武则天权势的消长变化亦应有所了解。作为一个众望所归的高僧,其一言一行必定会对高宗、武则天之间政治权力、声望的争夺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是严重的后果。介于两者之间的玄奘深谙其中道理,也就只好恭守缄默,不发一言了。而由静迈在“拜君”高潮过去之后,仅就“拜亲”对此事件做了一下象征性的参与。

通过“致拜君亲”事件,可以看到玄奘与高宗、武则天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虽然很多东西都被掩盖在历史的灰尘之下而显得隐约闪烁,无法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但正是这一事件如同一个曲曲折折的纽带,将三者连在了一起,即使是极其松散地连在一起,也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三者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状态下以或明或暗地身份出现在公元662年的历史舞台上。

 

关键词: 大雁塔   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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