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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下)

2017-08-26  来自: 白杨 浏览次数:104

五、玄奘与佛教的研究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至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初唐时期的玄奘法师,在佛教事业上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他的译经活动可以说是不朽的佛事。关于玄奘对佛教的贡献的研究论文,在近十年来也呈上升趋势。马全智的《玄奘与佛教及因明﹑论辩之关系》(《玄奘研究文集》),从专业的研究角度,论证了玄奘与佛教及因明﹑论辨的关系,认为玄奘“的确是我国唐代乃至当今世界最的学者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逻辑学家。”(339)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和因明的输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王仲德的《玉华寺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应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同上),论述了佛教圣地玉华寺与玄奘的因缘关系,作者指出,玉华寺成就了玄奘最伟大的翻译功业,是佛教法相宗的发祥地,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的产生地,又是玄奘最后的圆寂之地,因此,在佛教文化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荆三隆的《大乘般若经与玄奘的贡献》(同上),叙述了玄奘对般若经典的系统汉译,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使以长安为中心的唐帝国成为佛学的第二故乡,在佛教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高永霄的《玄奘法师与部派佛教》(同上),指出玄奘法师在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对法相唯识宗的大力弘扬,是他深入研究部派佛教的论典而融会于唯识理论的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秦凤岗的《玄奘和中观﹑瑜伽学派》(同上),否定了一些学者对玄奘的片面评价,通过对玄奘与中观﹑瑜伽学派的关系的探究,论证了玄奘融会贯通大﹑小乘佛教以及大乘中的中观﹑瑜伽学派,本身就是一大创造,而且这一创造,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空.前的。张红的《学习玄奘精神弘扬佛教文化》(同上),称颂了玄奘对佛教事业的献身。郝松枝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论述了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的原因,其中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功不可没。荆三隆的《玄奘与佛教政事观及现实意义初探》(《玄奘精神论文集》),作者认为玄奘将佛陀的政事观灵活地运用到弘法的社会实践和传译经典的经历之中,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还有刘元春的《玄奘与西域佛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总结了玄奘对古代新疆佛教的历史贡献,肯定了玄奘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西域佛教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

运用外族文字进行玄奘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视角,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玄奘时代及其后两地的佛教信仰》(《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4)。季羡林在西域史、佛教方面的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文章利用大量的吐火罗文资料和汉文相关资料,对唐宋400年间焉耆和龟兹的佛教信仰情况作出了宏观的把握与复原,在这一领域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相关的海外学者的研究,也表现出蓬勃的趋势。()吴亨根的《玄奘法师的译经与佛教的中兴》(《佛学研究》1994),从玄奘去印度留学的动机﹑印度留学与收集.资料﹑译经事业与佛教中兴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来称颂玄奘在佛教事业上立下的伟大功绩。()黄旭的《玄奘法师与阿毗达磨佛教》(《玄奘研究》),强调了玄奘法师的功德以及阿毗达磨的重要性,论述了玄奘把“阿毗达磨教学”系统引入中国,帮助了中国佛教界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俄罗斯)E·A·土尔卡诺夫的《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支末分宗问题》(同上),对佛教的瑜伽行派支末分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指出以陈那﹑法称为代表的瑜伽行派的命名,主要由于其具备独有的特殊特征。()李兴苑的《隋唐时代的中国平地伽蓝形式与思想》(同上),对中国佛教寺院的研究,以韩国同期的平地伽蓝之发掘调查为主要线索,来探究唐长安寺院的配置,从而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对韩国﹑日本的影响。

六、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提到玄奘的研究,就一定要谈及《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口述、辨机笔录的一部历史巨著。全书共12,采取地方志的编写形式,介绍了他亲眼目睹的110个国家与地区,以及传闻中的28个国家与地区的地理位置、疆域情况、历史沿革、都城规模、山川地理、气候物产、风俗文化、宗教情况等等。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论文,近十年来,也出现了许多佳作。首先,是关于《大唐西域记》对佛教的影响。卢海山的《〈大唐西域记〉是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玄奘研究文集》),从《大唐西域记》中有关印度佛教史方面的资料入手,来说明玄奘对印度佛教的贡献。林承节的《〈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同上),进一步指出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弥补了印度历史上缺乏的戒日王时期社会经济以及佛教的论述,为印度史学界乃至世界历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其次,是《大唐西域记》对地理学的影响。赵建黎的《〈大唐西域记〉与〈佛国记〉地理学价值之比较》(同上),通过对这两部书地理学价值的比较,来展现《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地理学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大的意义。荆三隆的《〈大唐西域记〉研究初探》(同上),是对《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及研究现状的概述。许序雅的《〈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对《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中亚行程进行考辨,证实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国四地的方位的讹误。值得一提的是,冯其庸的大作《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玄奘研究》),在《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基础上,对玄奘取经东归的部分路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具有切实的发言权。与冯先生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余太山的《楼兰﹑鄯善﹑精绝等的名义:兼说玄奘自于阗东归路线》(《西域研究》2000年第2),余先生对《大唐西域记》中的古地名进行考证,论述楼兰﹑鄯善﹑精绝的位置,是一篇经典的考证文章。金楠的《玄奘西行:〈大唐西域记〉浅析》(《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2),举例论证了《大唐西域记》对疆域物产的真实记述,并且肯定了玄奘对文字﹑语言﹑宗教﹑社会文明程度的观察力。第三,《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影响也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何红艳的《〈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以《大唐西域记》的部分材料为例,证明《大唐西域记》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青的《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西域研究》2005年第1),就“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唐代小说中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还有一些与《大唐西域记》相关的文章,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如刘守华的《唐玄奘采录的古代西域民间故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对《大唐西域记》中的动物故事﹑古代新疆故事﹑民间文学价值等方面的记载进行总结,表现了《大唐西域记》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李乐毅的《巴米扬大佛与玄奘大师》(《佛教文化》2003年第1),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论证了玄奘是到达并瞻仰巴米扬大佛的个中国僧人。朱蕴秋﹑王立欣的《〈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2),则采用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进行解析,展现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此外,还有简圣宗的《〈大唐西域记〉中的动物形象》(《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6年第2),归纳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传说故事里动物形象的四个主要特征,分析了其内在意蕴,传达了作者的感情,

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第四,《大唐西域记》的史学影响。夏祖恩的《〈大唐西域记〉史观评说》(《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2007年第1),分析了《大唐西域记》所体现的作者史观的多元性,指出《大唐西域记》从宗教世界观出发,客观上为世俗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此外,也有对《大唐西域记》全面评价的文章,如宽池的《不风流处也风流:试述〈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及其影响》(《玄奘精神论文集》),将《大唐西域记》在历史、文学、宗教史、地理以及中外交通等方面的价值及其影响进行了概括的总结。海外学者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也颇有进展。台湾学者李志夫的《玄奘大师在印度境内游学与善才童子参学有关地理﹑路线及其意义之探讨》(《玄奘研究文集》),从两者的参学及游学的背景﹑路线﹑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两者的学术价值。()林基中的《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同上),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两部旅行记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结合作者游学的背景,来论述这两部作品所蕴涵的新的文学价值。关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还有《玄奘在东印度及东北印度游学的地理学意义》文中对《大唐西域记》卷五的一些地名的确切位置进行了考察,并总结了玄奘在这些地方游学所带来的地理学的意义。

七、《西游记》与玄奘的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小说构思的来源被认为是《大唐西域记》。所以,关于《西游记》与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关系的研究也成为了近年的热点。薛克翘的《〈西域记〉与〈西游记〉》(《南亚研究》1994年第4),就《西域记》与《西游记》关系进行论证,并得出《西域记》对《西游记》的影响都是间接产生的。夏敏的《沙僧形名与西域民族》(《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对《西游记》中沙僧的原型进行考证,认为与西域民族有关。柴剑虹的《〈西游记〉与敦煌学》(《敦煌研究》2000年第2),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西游记》这部作品的主题﹑形象﹑文学风格等方面与敦煌学内在的联系。俞士玲的《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从六朝至唐佛教信仰的变迁﹑唐五代寺院俗讲﹑宋﹑元﹑明佛教民俗化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佛教发展对西游故事的影响。董毅然的《孙悟空是甘肃人还是印度人》(《科学大观圆》2005年第11),对孙悟空的原型争论做了学术总结,并根据研究资料判断了一些学者的讹误。

八、与玄奘相关的考古及文物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新出土的文物进一步充实了玄奘研究。成为玄奘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有力补充。赵海洲的《千佛呼救:玄奘笔下的石窟》(《丝绸之路》1995年第3),认为在库车看到的具有龟兹风格的库木吐拉石窟,就是《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昭怙鳌寺。呼林贵﹑尹夏青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练声:长安兴教寺新出唐代捣练图》(《东南文化》2002年第2),主要讲的是玄奘灵骨所在地兴教寺出土的唐代捣练图。梁丰的《玄奘题名石佛座考》(《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玄奘题名石佛座”进行考证,认为是一件与玄奘生平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张驰的《圣僧玄奘遗骸流落之谜》(《文史春秋》2003年第6),是关于玄奘遗骸考证的报道性文章,说明玄奘遗骸在距西安30余公里的户县紫盖山紫阁寺里。陈双全的《玄奘纪念馆百米浮雕长卷》(《文博》2003年第3),是对玄奘纪念馆抒发的感慨。有关玄奘的考古成果,海外学者也给予了充分的认识。()萩原哉的《玄奘发愿“十俱胝像”:关于“善业泥”造像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是对近年来西安出土的“善业泥”的分类及其铭文的研究,并分析了玄奘在“善业泥”造像中的作用,由此证实了这种泥佛像就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中,玄奘发愿的“十俱胝像”。纵观近十年来国内外玄奘研究的学术成果,我们可以感觉到显著的发展。无论是对玄奘研究领域的广度,还是研究内容的深度上,都出现了可喜的成就。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杰出的高僧,是中国文化的巨人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他也是世界文化的名人。因此,玄奘研究正在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必将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大雁塔   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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