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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上)

2017-06-05  来自: 白杨浏览次数:70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的事迹一直为中印及其周围佛教国家所传颂,是这些国家家喻户晓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重要价值和贡献愈来愈成为人们认识及研究的对象,1993,黄夏年曾经在《佛学研究》上发表过其大作《四十年来我国玄奘研究的综述》,对建国后至1993年以前我国关于玄奘及其著作和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总结;2001,黄先生在《广东佛教》第1期上又发表大作《百年玄奘研究综述》(后收录到《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对玄奘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在对黄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敬重之余,笔者试图整理近十年来,即从1994年到2007年初,国内外有关玄奘的研究活动及其论文,以展示玄奘研究的丰硕成果。近十年来,有关玄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对玄奘本人生平﹑思想﹑贡献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十年来,关于玄奘的研究论文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自黄先生的综述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玄奘的研究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玄奘本人生平的研究

关于玄奘的生平和经历的研究,已经出版了许多著述,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

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简要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专著有:马佩主编《玄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黄珅著《玄奘西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陈扬炯著《玄奘评传》(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吴恩扬著《玄奘》(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黄心川主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金辉的《玄奘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等。专著中最具有权威性的是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和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以及黄心川主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玄奘研究》对玄奘的生平及其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玄奘研究文集》囊括了大量的优秀论文,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介绍。《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玄奘精神论文集》)是根据200011月在西安主办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结集而成,论文集分玄奘其人、玄奘学术、玄奘精神、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是近年来难得的玄奘研究成果。近年来相关的论文有:葛承雍的《玄奘晚年活动散论》(《人文杂志》1994年第2)独树一帜,从玄奘晚年的活动及思想着手,论述了玄奘西归回长安后,正视现实﹑应付现实和超脱现实的全过程,从而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玄奘,认识到玄奘“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般人物,而是一个地地道道东方专制社会里栖身处世的佛学知识分子。”(98)与此有相同论述目的的文章是夏金华的《唐高宗与玄奘》(《玄奘研究文集》)和畅耀的《玄奘在长安的弘法实践》(同上),以及陈寒的《“致拜君亲”事件之评述》(《玄奘研究》)。夏金华的文章不仅对玄奘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高宗这个人物,同时也展现了唐代初期复杂的佛教状况;畅耀则紧紧扣住玄奘在长安的活动,对玄奘一生的弘法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陈寒以唐高宗龙朔二年(662)颁布的有关“致拜君亲”的敕令为契,对所引发的政教之争做了细节的剖析,从而对玄奘晚年与高宗武则天的关系作出一定的评价。这几篇文章都是从独特的角度来评析玄奘,为以后的玄奘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值得一提的是,孟宪实的《唐玄奘与麹文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详细论证了高昌王麹文泰对玄奘取经的各方面帮助,认为麹文泰的帮助是雪中送炭,而唐太宗等皇帝的帮助是锦上添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了解玄奘西行以及高昌古国风貌的文章。而魏琪的《玄奘大师成功的政治文化背景》(《玄奘精神论文集》),认为贞观盛世所创造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玄奘成功求法的外在因素之一。相关文章还有张总的《初唐佛教与玄奘》(《玄奘精神论文集》),指出初唐佛教的发展与选择的个人魅力有极大的关系。杜斗城﹑杨富学两位所撰《唐玄奘的理想》(《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4)通过对《王法正理论》﹑《大唐西域记》以及对玄奘的宗教实践活动的考察分析,得出玄奘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得到人间帝王的支持,以护佛弘法,使佛教在中国得到尽可能大的发展。”(61)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论据,内容翔实,论证充分。贾福义的《高僧玄奘的最后一处佛场》(《玄奘研究》)和段启明的《玄奘法师与玉华寺》(《玄奘研究》)用生动﹑富有感情的语言描述了玄奘的晚年活动,陈清香的《玄奘自印携回佛像造形考》(《玄奘研究文集》)是对玄奘自印度带回来的佛像的素材﹑造形、式样及其背景进行了简要分析。邹同庆的《玄奘诗颂编年考》(《殷都学刊》1996年第2),对玄奘的部分诗篇进行年代的考证,前后逻辑清晰,取证可靠,是一篇对玄奘考证的典范文章。宗舜的《“大唐三藏”说》(《玄奘精神论文集》),从“大唐三藏”这一称号入手,通过考察现存的敦煌卷子与唐代文献,发现“大唐三藏”或“唐三藏”是对玄奘法师的特称,将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命名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此外,释常瑞的《玄奘其人》(同上),对玄奘矢志不渝、献身佛法的伟大精神进行了充满感情的称颂。具有总结性的考证文章是温玉成﹑刘建华两位的《玄奘生平中几个问题考订》(《玄奘研究》)。他们对学术界一直存在的有关玄奘生平的分歧与争论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考订了关于玄奘的出生地﹑玄奘发足长安的年月﹑玄奘回归长安及赴洛阳的时日﹑玄奘再次申请入少林寺以及玄奘的忌日等方面的焦点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是研究玄奘生平的学者必读的文章。继1999年考订玄奘生平几个重要问题之后,温玉成在《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文物春秋》2005年第1)一文中,结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考订出关于玄奘的几个具体问题,包括:玄奘的出生地及故里在今河南偃师县府店镇滑城河村、玄奘自长安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贞观十九年正月初六回到长安西部、廿三日抵洛阳,以及玄奘为摆脱皇帝的控制,曾两次申请入嵩山少林寺译经的时间分别为贞观十九年和显庆二年等等。进一步明确了玄奘的有关问题。关于玄奘生平的研究,还有文正义的《玄奘生平研究献疑》(《玄奘精神论文集》),作者根据历史典籍提供的资料,对玄奘生平中的故里家世,出国年月,以及生卒年寿等聚讼以久的诸多疑惑,进行考据和辩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玄奘求学路径的文章,如王建林的《唐玄奘龟兹行乘路线》(《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3)、李正宇的《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6)以及黄运喜的《玄奘的四川之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王建林详细考证了玄奘在龟兹的路线,为古代的这条交通线提供了佐证。玄奘西行至瓜州、伊吾一段,遭遇的艰难险阻最多也最集中,最能体现玄奘求法的决心及坚韧精神。李正宇据实比对,考证了瓜州城、葫芦河,第一、第四烽的位置,推断出玄奘的艰险路程,为今人重走这段玄奘之路提供了导引,具有现实意义。黄运喜的文章叙述了玄奘武德初年从长安经汉川到成都的经过,以及驻锡四川期间的依止。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弥补了玄奘研究的不足,也有开创意义。外国学者对玄奘活动的研究,()吴亨根的《玄奘法师的译经与韩国唯识学》(《玄奘研究》)。作者叙述了玄奘的译经传到韩国,为韩国佛教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论证了玄奘唯识学在韩国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对玄奘的深深缅怀。()曹勇吉的《玄奘法师的求法佛事对后世的影响》(《玄奘研究文集》),宣扬了玄奘法师求法的伟大性,并叙述了玄奘法师与新罗高僧的关系。纪念玄奘的学术会议和相关致辞与报道,在近十年可谓层出不穷。《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就报道了《纪念玄奘大师圆寂1330周年: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偃师、西安隆重举行》以及黄心川的《纪念玄奘,学习玄奘: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随后,张忠义发表了《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哲学动态》1994年第8),刘荫柏也有《玄奘法师在国内外之影响》(《海内与海外》1995年第2)作为补充。佛教杂志《法音》有新闻报道《玄奘三藏法师院奠基法会在西安隆重举行》(《法音》1997年第5),并特载了《台湾玄奘三藏法师舍利奉迎团访问北京赵朴初会长与悟明长老等台湾佛教界人士亲切会谈》(《法音》1998年第10)。相关的报道,还有黄夏年的摘要《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铜川举行》(《佛学研究》1999),以及袁丹青的《声名满五印,正法传千古:纪念玄奘大师诞辰1400周年》(《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3)。为纪念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20001121日至23,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陕西省佛教协会和西安市佛教协会协办﹑大慈恩寺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承办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古都西安隆重召开。相关的报道与文章有李蓉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4),魏琪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佛学研究》2000),和桑吉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法音》2000年第12)等。关于该学术会议的盛况,2002年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其中有阎勇的《独坐苍冥启玉关:“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玄奘精神论文集》)。与此相关的还有桑吉扎西的《大慈恩寺隆重举行纪念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纪念法会及玄奘三藏院落成、玄奘顶骨舍利安奉暨增勤法师升座庆典》(《法音》2000年第12)和赵朴初的纪念稿《光辉的足迹:在玄奘法师逝世13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法音》2000年第12)。其中,赵朴初的这篇文章是在1964年纪念玄奘逝世1300周年的大会讲话,重温赵朴老的这篇讲话,感到玄奘研究日新月异的进展。黄夏年的

2003年中国大陆佛教会议综述》(《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是对2003年的佛学会议的全面的综述,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玄奘精神已经不只在学术界,在社会文化与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举办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也将这一作用作为重要内容。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也是一位西部热爱者,在其大作《欢呼西部大开发》(《玄奘精神论文集》),冯先生回顾了他在西部考察和研究的生涯,对玄奘精神在西部大开发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吕大吉的《宽容对待宗教信仰科学地研究宗教学术》(《玄奘精神论文集》),从宏观的角度对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如何发展宗教学研究,做出了理论上的指导建议。相关文章还有释本儒的《玄奘西行与西部发展战略中人才资源的培养与储备》(同上)以及释彻性的《玄奘成才的历程与西部文化的线索》(同上),从玄奘为西行求法不惜性命以及学成归国的爱国情怀和坚定信念的论述中,阐述了玄奘精神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意义。在玄奘国际研究会议上,不乏外国学者的研究成就。在1994年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印度龙树大学的校长西姆哈特立发表了纪念玄奘的讲话(《玄奘研究文集》)。他对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出玄奘是中印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人,研究玄奘精神对今天提倡的世界和平有很大的现实意义。Y.Dhammavisuddhi的《玄奘传略》(OnXuanZang)(《玄奘研究文集》),对玄奘一生的求法经历进行了系统的叙述与总结。还有一位法国科研中心主任,作为非汉学家,也发表了《玄奘对佛学的贡献》(XuanZangsContributiontoBuddhology)(《玄奘研究文集》),称玄奘为“永远的佛教经典的最佳诠释者”(thebestknowerofBuddhisttextsforalltimes)(464)。唐世明(TangShiming)的《玄奘,中华民族的文化使者》(XuanZang,ADiplomatofChineseCulture)(《玄奘研究文集》),论述了玄奘扮演了外交使者的角色,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的功绩。关于玄奘国际研讨会,还有两篇论玄奘的国外摘要:《玄奘生平及其历史地位的几个相关问题的研究》和《玄奘的翻译理论》(均收入《玄奘研究文集》)。前者简要评析了玄奘的生平和学者对其的不同定位;后者对玄奘所主张的翻译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尼泊尔大使阿查里雅·拉杰索在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玄奘研究》),对玄奘促进佛教教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佛教的和平﹑非暴力﹑容忍﹑怜悯等相关教义在今天营造一个和谐繁荣的世界,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印度佛教人士达摩帕尔在会议上也发表了《玄奘:跨越疆域的印中友谊使徒》(《玄奘研究》),作者强调了玄奘对印中文化交流的贡献,并肯定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的完整性的作用。关于玄奘的顶骨舍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十年来的报道和文章也十分丰富。1996,辛华的《陈寅恪赠向达诗解》(《读书》1996年第6)就提到了陈寅恪诗中的玄奘佛骨下落问题。后来的文章如汪永平﹑于江﹑刘国钰《玄奘法师舍利分供迎送台湾始末》(《南京史志》1998年第6)﹑何云《唐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略谈》(《法音》1998年第10)﹑陈红星《玄奘顶骨舍利台湾行》(《中国宗教》1999年第1)和黄常伦《历经沧桑的玄奘顶骨》(《江苏地方志》1999年第2)都对玄奘顶骨舍利的问题做出了客观的分析。刘大任在《南京灵谷寺所藏玄奘法师顶骨的来龙去脉》(《玄奘研究》),对灵谷寺得到部分顶骨的因缘及日军盗掘所经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王仲德的《玄奘顶骨今分供何处?(《玄奘研究》)和俞允尧的《玄奘灵骨传奇:日军盗掘玄奘灵骨与汪伪重葬记》(《文史杂志》2001年第5)对此也有独到的阐述,相关的文章还有凌远的《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炎黄春秋》2001年第11)﹑陈景富的《玄奘顶骨今何在》(《五台山研究》2002年第2)等等。《新西部》也曾以新闻形式报道了这个问题:张驰《玄奘遗骨流落之谜》(《新西部》2002年第11)和李瑢《玄奘遗骸流落之争再起波澜》(《新西部》2004年第2)。凌君的《台湾玄奘舍利之谜》(《两岸关系》2004年第1)则具体讲到了玄奘舍利来到台湾的始末。玄奘西行求法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1993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更是有所充实。第一篇就是高振农的《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南亚研究》1994年第3)。通过对玄奘的唯识学说的兴衰历程进行辨析,作者指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法相唯识思想的本身包含有许多积极因素”(16)。再加上近代的思想家的竞相研习与传播,使唯识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玄奘精神逐渐受到重视还表现在教育教材上的宣扬,1994年第7期的《历史教学》里就收录了贾洪坡的《玄奘取经》。其后,许多关于玄奘精神的论文相继问世。有对玄奘经历进行通述的,如葛黔君的《舍身求法人:玄奘》(《玄奘研究文集》);有纪念玄奘的贡献的,如黄夏年的《缅怀法师光辉业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玄奘研究文集》);有称颂玄奘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如李克域﹑李然的《信仰的力量僧人的坚毅》(《玄奘研究》);有着重玄奘佛学思想的,如俞朝卿的《玄奘是正本清源﹑创宗立说的佛学大师》(《玄奘研究》)和他的《再论学习和发扬玄奘精神》(《玄奘精神论文集》),以及释惟贤《玄奘精神与人间佛教》(《法音》2000年第12,后收录到《玄奘精神论文集》);还有直接赞扬玄奘坚毅精神的,如高振农的《漫谈玄奘的爱国主义思想》(《玄奘研究》)和黄心川的《论玄奘精神》(《法音》2000年第12,后收录到《玄奘精神论文集》)。相关文章还有释增勤的《弘扬玄奘精神,继承玄奘事业》(《玄奘精神论文集》),彭自强的《玄奘大师的文化融合精神》(同上),李向平的《“道问学”与“尊佛性”:玄奘大师的学术精神》(同上),王仲德的《玄奘精神是什么》(同上)以及周祝英的《学习玄奘精神,加快西部开发建设》(同上)。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肯定了玄奘的精神,对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一定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玄奘大学的创立,为弘扬玄奘及佛法作出了可行的一步,相关文章有竹暗的《参访玄奘大学感怀》(《中国宗教》1998年第4)。近年来,也有呼吁建立玄奘书院的文章,如刘培育的《建议创办玄奘书院》(《玄奘精神论文集》),并建议将书院地制定为西安、洛阳或北京。玄奘精神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在海外也拥有大批的热爱者,桑吉扎西的《踏寻玄奘法师的足迹:日本奈良药师寺安田顺惠女士访谈录》(《法音》2000年第5)()安田暎胤撰、任永生译《玄奘三藏和奈良药师寺的法缘》(《法音》2000年第12)讲述了玄奘精神在日本的影响,而邱瑞中的《玄奘与印刷术之产生:读季羡林先生〈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后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论述了玄奘翻译佛经的同时对当时国内外印刷业的贡献。近年来,玄奘精神仍然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马震的《玄奘取经与佛教精神》(《中国宗教》2006年第4),强调了玄奘求法的行动是“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晁帆的《民族脊梁,佛坛巨匠》,赞扬了玄奘不畏艰难,西行求法的伟大精神,并强调了玄奘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所作的贡献。对玄奘的研究不仅是对玄奘个人生平的总结与考证,还包括玄奘所交往的人物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陈景富的《圆测与玄奘﹑窥基关系小考》(《南亚研究》1994年第3)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作者针对玄奘与窥基的关系是师徒还是同事﹑圆测“盗听”说之虚假性的补充意见﹑以及圆测闲居终南山和窥基行化河东的原因三个问题进行辨析,从而丰富了唯识学,使历史有可能更接近于本来面目。与此类似的还有崔正森的《玄奘门人》(《玄奘研究》)。主要介绍了玄奘的得意弟子窥基的生平。郭绍林的《玄奘与佛道名位》(《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2)论述了玄奘对当时“道先佛后”的情况进行调整的努力,突出了玄奘对后来佛教地位的改善的贡献。段启明﹑王仲德﹑蒙憬的《玄奘法师与玉华寺》(《佛教文化》1998年第2)则采用叙述的语言围绕玄奘在玉华寺的活动,来赞扬玄奘的献身佛教的精神。梁鑫哲的《玄奘与大慈恩寺》(《玄奘精神论文集》),将大慈恩寺的历史变迁与玄奘在慈恩寺的佛事和佛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论述了玄奘对慈恩寺的巨大影响。吕乐山的《大雁塔及其文化内涵》(同上),将大雁塔的建立及其文化内涵与玄奘联系起来,歌颂了玄奘的历史功绩和非凡精神。此外,还有安康捷的《网上玄奘,千载留名:国内互联网上有关玄奘及相关的情况》(同上)等。有关玄奘的传记数不胜数,其中也包含用其他语言编集而成的,对此的研究展现了对玄奘研究的领域进一步的拓展。代表作有()茨默的《玄奘和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中译本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和聂鸿音的《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1998年第6)。前者从佛教典籍的角度分析了玄奘对弥勒的崇拜之情;后者则从语音学的角度,在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音译汉语词中,发现当时西北汉语音韵的概貌,并“引发我们对古汉语声母颚化现象的某些思考”(62),可谓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对玄奘研究最.权威的莫过于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玄奘研究》。因此,蒙原的《〈玄奘研究〉和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983),对《玄奘研究》做了系统的概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道路。

二、玄奘在翻译上的贡献的研究

众所周知,玄奘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他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佛学典籍“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翻译。因此,对于玄奘在翻译上的贡献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的论文也大量涌现。对于玄奘的翻译成就的著作,大致可分为对玄奘翻译的通论和对玄奘翻译专著的研究两个部分。翻译通论上,《中国翻译》1993年第2期发表了袁锦翔的《玄奘译言考辨》,对“薄伽”一词的断点进行辨析。随后,李雪涛发表了《“玄奘译言考辨”辨》(《中国翻译》1994年第3),对袁先生的结论有所商榷,文中引用了季羡林的译文方法,并结合佛学知识,肯定了玄奘译经的准确性。王亚荣《略论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人文杂志》1994年第2),将玄奘的译经与同时代的阿地瞿多﹑那提等人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比较,突出了玄奘译经的贡献。对玄奘译经的通论文章主要有曲军锋的《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玄奘研究文集》)﹑张德宗《玄奘译经活动述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3)和邹吉薇《论玄奘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性贡献》(《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曲先生分析了玄奘所译佛典的高质量的原因,体现了玄奘法师在佛学研究和翻译事业上所体现出的非凡毅力;张德宗侧重于玄奘译经的时代背景的重要性;邹吉薇则在玄奘的翻译方法上进行总结。黄心川的《玄奘的佛经翻译与玉华寺》(《玄奘研究》),是为第二届国际玄奘会议准备的论文,主要从玄奘在佛教翻译史上的地位进行论说,而段启明的《玄奘法师与玉华寺》(《玄奘研究》),重点叙述了玄奘在玉华寺的译经情况。蒙憬的《最辉煌的四年》(同上),在段先生的文章基础上,对玄奘在玉华寺的译经作出了宏观理论上的概括,陈全明的《玄奘对我国翻译及文化交流事业的历史性贡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着重介绍了玄奘对我国翻译事业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性贡献,并分析了其独到的翻译理论。高振农的《浅谈吕澂对玄奘翻译的评价》(《玄奘精神论文集》),通过论述著名佛学家吕澂对玄奘翻译上的评价,指出了其对玄奘翻译的独特见解。成梅的《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选择译学贡献新探》(同上),以现代翻译理论为参照,对玄奘译学方面所作的创新和探索进行了全面的肯定。独具特色的是张承平、万伟珊所著的《试论马丁·路德与玄奘翻译技巧之异同》(《船山学刊》2002年第3)。作者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与玄奘翻译技巧之异同入手,论证了中西翻译的目的的分歧,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不仅对翻译学,在语言学上也值得人们思考。此外还有方广锠的《玄奘“五种不翻”三题》(《法音》2006年第10)和蒋琳、冯凌、陈琳等人合著的《翻译之妙在于有所不译:简评唐玄奘论五不翻》(《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对玄奘提倡的“五种不翻”的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进而探讨了五不翻原则对当今翻译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引起了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现状的关注。相关文章还有王继红的《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考察了玄奘译经中四言文体的具体构成与应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玄奘的专著翻译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玄奘开创了新译的方法,在其翻译的佛经中均有体现。关于玄奘翻译的专著,近年来也在陆续出版,有玄奘译《论典与教学:略释阿毗达磨俱舍论》(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论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葛维钧的《论〈心经〉的奘译》(《南亚研究》1994年第3)就是一例,作者将玄奘所译的《心经》与鸠摩罗什的译本,以及梵文原本相对照,反映了玄奘忠实的翻译观及其译作的一气呵成之妙;(台湾)释惠敏的《玄奘所译〈瑜伽论〉之研究今昔》(《佛学研究》1994),以玄奘所译的《瑜伽论》为例,体现了玄奘对印度佛典的传播与发扬;李利安的《〈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玄奘研究文集》),阐述了玄奘译本的《金刚经》在诸多译本中的地位及其在义理方面的一些特点;巫白慧的《“因三相”的梵文原文与玄奘的汉译》(《玄奘研究文集》),根据《因明入证理论》梵文原作核对玄奘的汉译,以论证奘师的译文的准确性和创造性,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玄奘译经的准确性和创造性》(《玄奘研究》),则进一步论证玄奘的翻译艺术,认为玄奘“把准确性与创造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翻译实践从单纯的技术作业上升到艺术精品创作的高度。”(205)关于唯识学的译传,一直是玄奘的理想,韩镜清的两篇文章先后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他在《唯识学的两次译传》(《玄奘研究文集》)和《唯识学的第三次译传》(《玄奘研究》),论证了玄奘对印度佛经的翻译,建立一个系统的唯识学的理论原因,使唯识学的六经十一论重新放出异彩。姚卫群的《关于玄奘所译的〈胜宗十句义论〉的年代》(《玄奘研究》),意在论述玄奘所译的《胜宗十句义论》在印度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这是玄奘极少较完整的译出“外道”文献之一,而且印度的梵文原本现已失传,所以,具有巨大的意义。李利安的《〈金刚经〉玄奘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玄奘研究》),主要说明了玄奘译本的《金刚经》在理解义理方面对于鸠摩罗什本的补正作用。徐绍强的《玄奘译〈解深密经〉之唯识思想》(《玄奘研究》),论证了玄奘翻译《解深密经》的重要意义以及经文中所透露的唯识学的概念。慧仁大师的《关于玄奘大师〈唯识三十颂〉翻译问题之辨析》(《法音论坛》2003年第3),针对近年来有人对奘译的《唯识三十颂》产生质疑的现象,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辨析,肯定了玄奘翻译的唯识学著作的正确性与客观性,澄清了对经文的责难。此外,还有尹富的《〈十轮经〉中土传播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肯定了玄奘重译《十轮经》的重要作用,指出《十轮经》在玄奘重译之后,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有很大提高的事实。相关文章还有倪梁康的《玄奘〈八识规矩颂〉新译》(《现代哲学》2006年第1)和周贵华的《唯识学中无分别智之亲证真如义:通过梵、藏文与奘译汉文进行的对比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前者对玄奘译本《八识规矩颂》进行了总体的评价,后者从唯识学的专业知识角度对玄奘译经水平进行客观肯定的分析。还有一些玄奘译经的研究论文,如王亚荣的《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玄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是其中出色的文章。由于玄奘译场的助译僧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声名,除在经录上偶然见到他们的名字外,其生平却一直不为人所知,因此,王先生的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玄奘译场的具体情况和活动,并全面探知初唐佛教的发展状况。樊锦诗的《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敦煌研究》2004年第2),是一篇综合多种学术内容的文章,作者根据玄奘的译经,详细论述了敦煌石窟壁画中部分依据玄奘译经绘制的经变画,并通过对昙旷﹑乘恩等高僧的研究,说明唯识学派学术思想在敦煌的传承与影响,同时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讨论了归义军时期及西夏时期有关玄奘的石窟画。海外关于玄奘翻译的研究,如台湾学者释惠敏的《玄奘所译〈瑜伽论〉之研究今昔》(《玄奘研究文集》),注意了佛教史上中日两国有关《瑜伽师地论》的注释情形的一些问题,从而认为应该继续发扬玄奘大师的译经精神。()市村承秉的《从中国佛教文化的角度对〈心经〉玄奘译本同罗什译本进行比较》(《玄奘研究》),将玄奘最辉煌的译作《大般若经》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鸠摩罗什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了两人在其各自不同的时代的翻译以及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并探讨了玄奘《心经》译本所释放出来的文化合力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玄奘   大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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